智者善读丨贾樟柯手记：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高中同学聚会：

“想调侃几句，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乡音。”

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老家汾阳过年，电话里和一帮高中同学定下初四聚会。初四早晨，县城里还会有零星的鞭炮声。我一大早就醒来，开始洗澡换衣服，心乱，像去赴初恋约会。

又是一年不见，即使那些曾经勾肩搭背、横行乡里的春风少年，时间还是给我们平添了些陌生。到底是有牵挂，一干人围坐桌边，彼此客气，目光却死盯着对方。一个同学捧着菜单和服务员交涉，其余人假装礼貌选择沉默。包间里静极了，大家听他点菜，个个斯文得像上班主任的课。他们一口一口吸烟，我一眼一眼相望。可惜满目都是同窗好友老了的证据，想调侃几句，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乡音。

还是酒厂搞推销的同学生猛，吐个烟圈后一下找到了高中时代看完黄色录像后的兴奋感，盯着我拷问道：贾导演，老实交代，今年你潜规则了几个？

青春虽走，荷尔蒙犹在。这话题让一屋子刚进中年早期的同学顿时焕发了青春。对我突来的“审讯”让所有人激动，我接受这莫须有的“冤案”，只为找回当年的亲近。就像高一时，他们捕获了我投向她的目光中的爱慕，在宿舍熄灯后杜撰着我和她的爱情，而我选择不辩白，夜夜在甜蜜的谣言中睡去。

今天，甜蜜已经不在。我被他们的“罚酒”搞得迅速醉倒，在酒精的炙烤中睡去。下午醒来，不知身处何处，耳边又传来同学们打牌赌博的声音，就闭眼听他们吵吵闹闹，像回到最初。记得高考前也有同样的一刻，我们这些注定考不上学校的差生破罐子破摔，高考在即却依旧麻将在手。有一天我躺在宿舍床上听着旁边的麻将声，想想自己的未来，心里突然一阵潮湿。十八岁前的日子清晰可见，之后的大片岁月却还是一整张白纸。我被深不见底的未来吓倒，在搓麻声中用被子拼命捂住自己，黑暗中我悄悄哭了。

那天没有人知道，他们旁边的少年正忧愁上身。

▲《小武》剧照

二十几年过去，县城里的老同学已经习惯了上酒店开房打牌。朦胧中我又听到了熟悉的麻将声，听他们讲县里的煤矿、凶杀、婚外恋，竟觉得自己日常乐趣太少，一时心里空虚。年少时总以为未来都会是闪亮的日子，虚荣过后才发现所有的记忆都会褪色。这时，又偷偷想了想自己的未来，未来于我却好像已经见底，一切一目了然。我为这一眼见底的未来伤感，心纠结成一片。原来，人到中年竟然还会忧愁上身。

想一个人走走便起身出门，到院子里骑了同学的摩托车漫无目的开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穿越县城，旁边车过卷起尘土，躲避过后才发现自己习惯性地选择了那条村路。村路深处，暮霭中的山村有我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

他和我一样，第一年高考就落榜了。我避走太原学画画，他没有复读回了农村。以后的日子，见面越来越少。友情的火焰被乌黑坚硬的现实压住，大家没有告别便已各奔前程。“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的这些年，一路上了失散了多少兄弟，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此时此地，我却站在了他的村口。以前县城里老停水，一停水我就拉一辆水车去他们村里拉水。每次都会在他家里小坐一会儿，那时候村里普遍还住土炕，或许他在县城读书受了影响，我的这个同学把一间窑洞的土炕拆了，自己生炉子搭床睡。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他的房间与周围环境相比，特殊得像一块租界。

我骑摩托车进了村，村儿里有些变化，街道结构却一切如旧。到了他家刻有“耕读之家”的大门口，一眼就看到院子里他的父母。我被他们“搀扶”着进了房间，热情过后才知道我的同学走亲戚去了。多年不见，他的房间竟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床单被罩，甚至一桌一椅。

“他还没有成家？”我问。

“没有。”他的父母齐声回答。

沉默中我环顾四周，突然在他的枕边发现了一本书。那是 80 年代出版的一册杂志《今古传奇》，对，就是前边几篇侦探小说，最后是《书剑恩仇录》的那本。这册《今古传奇》上高中的时候从一个同学手里传递到另一个同学手里。这本书在教室里传来递去，最后到了他的手里，直到现在还躺在他的枕边。这二十几年，日日夜夜，他是不是翻看着同样一册小说？一种“苦”的味道涌上心头，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山村之夜，他是不是就凭这一册《今古传奇》挺了过来？我一个人骑摩托返城，山边星星衬托着乡村的黑夜，这里除了黑还是黑。我突然想，在这一片漆黑的夜里，他会不会也和我一样经常忧愁上身？

▲贾樟柯《贾想 II：贾樟柯电影手记 2008—2016》，理想国/台海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春节过后回了北京，又好像和那片土地断了联系。不久之后，一次又一次的“富士康”事件让我瞠目结舌。我和他们来自同一种贫穷，我和他们投入的是同一种不公。我们有相同的来路，我相信我了解他们的心魔，那一刹那他们慌不择路，那一刹那他们忧愁上身。

可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想起我忧愁上身的时候，我用被子捂着脸哭的时候，其实特别需要有人和我聊聊。那就拍部片子吧，找那些已经走出一片天的过来人，谈谈他们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聊聊他们走出艰难岁月的智慧和勇气。后来，我找到六位年轻的导演一起合作，我们拍摄了十二位人士，拍出了十二部短片，影片的名字叫《语路》。

我常常会想起过去，想起我们各奔前程的青春往事。可是，同处这个世界，我们真的能彼此不顾、各奔前程吗？

远在他乡的故乡：

“我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尘土。”

1998 年，我带着《小武》去参加柏林影展青年论坛。那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国际电影节，也是我的第一次欧洲之行。一个人从北京搭乘汉莎航空的航班出发，起飞后不久大多数乘客就都睡着了。机舱里异常安静，我却大睁着眼睛不肯入眠，脑子里不时闪过法斯宾德或文德斯镜头下的柏林，近十个小时的航程我是在冥想中度过的，一会儿柏林、一会儿北京、一会儿我的故乡汾阳。

多年之后我想，我之所以到现在还热爱所有的远行，一定跟故乡曾经的封闭有关。而所有远行，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的确，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那时候两德统一还未满八年，人们习惯上还把目的地称为“西柏林”。可我偏偏对“东柏林”感兴趣，放下行李拿上一张酒店的地址卡，我便在暮色中坐一辆公共汽车出发了。每到陌生之地，我都喜欢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喜欢在偶然中遭遇一座城市。公共汽车从动物园附近出发，穿过城市向东而行。没有跟当地人说一句话，车窗外的建筑像是能告诉我一切。西边儿的马路基本上呈放射状分布，路边建筑的设计也表现出开放状态。可一到东边，横平竖直的街道和平板的办公大楼就似曾相识了，国营体制的感觉毫不掩饰地经由建筑表现了出来。

我下了公共汽车，遥望西柏林方向。远处大厦上奔驰汽车的广告在夜幕中旋转闪烁。那时，不知为何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词：资本主义的柏林。这里的观众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汾阳？我问自己。《小武》拍摄于我的老家汾阳，那里尘土飞扬、城外的军营每天军号阵阵。真奇妙，再过两天，我就要将故乡的风景人物，放映给异乡人看了。

▲《小武》剧照

1998 年的柏林电影节还有一个导演，也用电影将他的故乡带到了柏林。这部电影的片名就叫《小镇》，导演是来自土耳其的锡兰。锡兰 1959 年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他是在当兵期间看了波兰斯基的自传，开始爱上电影的，他常自编自导自演，和他的妻子一起出现在自己的电影中。在看《小镇》之前，我从来没机会知道土耳其的小镇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那里的人们怎样生活着。

坐到电影院里，灯光暗下、银幕闪亮的时候，才知道《小镇》是一部黑白电影。电影一开始就是小镇漫天的大雪，这是我熟悉的。原来土耳其小镇上的孩子们跟我一样，只有天气的变化才能给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新鲜感。这时，银幕上一个孩子穿过山峦去上学，他进入教室，把雪打湿的鞋子脱下来，烤在火上。火炉温暖，窗外寒冷，这不就是我小学时冬天的记忆吗？接着，孩子脱下他的袜子，挂在火炉上，袜子上的水滴，掉在火炉之上，“吱吱”蒸发的声音，一点一点滴在心上。

锡兰的《小镇》是那种用电影语言超越了语言的电影。你不用看懂对白字幕，单是通过电影的画面，我们已经能够理解导演的世界。锡兰是一个能把气候都拍出来的导演。那种雪后的寒冷，雪地上玩耍的孩子们身体里面的热气。被雪冻得麻木的双脚，袜子上掉下来的水和炙热的火炉相碰撞冒出来的蒸汽，都是这部电影的诗句。我不喜欢跟踪电影的情节，对我来说看电影最大的乐趣，是看导演描绘的诗意氛围，没有诗意的电影对我来说是沉闷的电影。

记得在黑泽明导演生前，侯孝贤去拜访他。黑泽明问自己的助手：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吗？他的助手讲了很多哲学的命题，黑泽明摇摇头说：不是，我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尘土。

锡兰导演呢？我想我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天气。

▲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

《小镇》的声音世界让我迷醉。在他的电影里面，夸张了很多声音，那些声音被他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里提取出来，给我们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水滴在火炉上被炙烤蒸发的声音，大自然里面动物的鸣叫声，远处隐隐约约人的喊叫声。鸟叫虫鸣、风声雷鸣这些被我们在日常中忽视的声音，在影片中被提炼出来，强调给我们。这些声音，帮助我打开了记忆的阀门，甚至能让我想起我从未回顾过的曾经的岁月。

在《小镇》中锡兰拍了很多微观世界的镜头，动物，树木，一草一木的细节、纹路、肌理。树木动物这些与我们共存于这个世界的生命，我们从未这样专注地细心地凝视过它们。当锡兰带着摄影机去凝视被我们忽略的大自然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被我们忽略的自己，我们内心的感受变得如此粗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耐心地聆听、凝视过这个世界。

▲电影《小镇》

通过锡兰的电影，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故乡远在他乡，因为无论在土耳其电影，还是哈萨克斯坦、伊朗电影中，我都找到了我的故乡。我自己解答了自己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的柏林一定有人能看得懂我的《小武》，我相信他们在我的电影里同样可以找到他们的乡愁。

为高中同学复仇：

“我们都奔命于风雪的山道，在黑暗的掩护下落荒而逃。”

高三的某一天，好朋友突然冲进教室，气喘吁吁地说他被高二理科班的一个同学打了。这当然是对所有兄弟的侮辱，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筹划复仇的事情，最后决定我和另一个瘦高个子同学陪好朋友去“理论”。

下课铃响了，我们三个赤手空拳地向“仇家”的教室走去。我相信我的目光会秒杀他，不需要太多人手同行，他可以想象窗外全是我的兄弟，他的对立面。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个倒霉的理科同学一定会在我们目光的凝视下低头，服软，认错。目光就是利器，我相信。更关键的是，如果能用目光打败他，我们尊严所受到的挑战就会得到加倍地偿还。“江湖”需要传奇，那时我就是个好编剧。

▲《海上传奇》工作照

理科班的老师刚出教室我们三个就占据了讲台，我们一言不发地望着整整一教室人。视线扫过的地方逐渐安静，的确有很多目光选择了躲避。那一刹那，滋生了我对他们的不屑，这甚至是一种忧伤的感觉：像一排排割倒的麦子，青春金黄灿烂，但自尊已经弯曲倒地。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孤立，如果有更强悍的人跟我寻仇，我知道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可能是弯曲倒地的麦子。人，终究无所依靠。

穿过一排排桌椅，好友在瘦高个子同学的陪伴下，一步一步向他的“仇家”逼近，我在讲台上用目光控制着全局，叙事按照我们的设计在一点点往前推进。就像胡金铨的电影，所有对决之前都是对峙，那是世界上最漫长的时间，每一秒都长过一秒，连彼此的喘息都参与了交锋。真的是一道白光，我知道不好，连忙跑到好友身边。教室里没有人说话，被刀锋划破的衣服提前为鲜血让出了退路，我的耳边“唰”的一声，那是邵氏电影里独有的刀剑刺过身体的声音，现实中没有，此刻却在我的心里久久回响。这声音代表着无法形容的疼感，就像“冷兵器”的一个“冷”字，让人望而生畏。好友的肚子上渐渐渗出了鲜血，“仇家”脸色惨白，他手里拿着一把小刀，那把小刀无辜地面对着我们，没有挂一丝血迹。

瘦高个子同学连忙背起好友，我在后面扶着他，三个人向隔壁汾阳医院落荒而去。教学区里布满课间休息的同学，即使擦肩而过，那些打水归来，或者说笑打闹的同学也没发现我们的境遇。好友的血在瘦高个子同学的白衬衣上渗透开来，当我们把他放在急诊室床上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布满血迹。一个莽汉般的大夫很冷静地进来，不慌不忙地处置，似乎还在哼着小曲。他的脚步为他打着节拍，我低下头，看见他穿了一双蓝色的塑料拖鞋。这双拖鞋显得无比懒散，对我们如此不屑一顾。我们的班主任匆匆进来，又匆匆晕倒。我没有晕血，手里拎着血衣，像拎着一面带着温度的旗帜，而大夫报以我们的却是一双蓝色的拖鞋。血，在此地如此司空见惯，如此不值一提。

▲《站台》剧照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一直在县城里游荡。县城万户掌灯，街上正是倦侣归巢的时刻。明月下最容易发现爱情，感觉屋宇宽厚，万物仁慈。横穿县城的马路上，有赶脚的牛群经过，百十头黄牛与几个赶牛人散步般向西面的群山散淡而行，有如踏着古代的土地，他们步履不停。黑暗中的县城顿时有了古意，这座城池改朝换代，弃旧图新。但对月亮来说，一定只是没有改变位置的地球上的一个小点而已。黑暗包容了太多不堪的人事，没有人比黑暗更了解人的痛苦。我决定把今天的事情忘记，从此以柔软面对世界。是啊，少年无知的强硬，怎么也抵不过刀的锋利。因为今夜，我喜欢上了夜游：黑暗绝顶明亮，无比透彻。

多年之后，我在北京南城“湖广会馆”听昆曲《夜奔》，舞台上的林冲在风雪中穿山越岭，悲愤中婉转清唱：“遥瞻残月，暗渡重关，奔走荒郊。”一滴本该在高三时流下的眼泪，这时才缓缓化开，挂在脸颊。林冲孤苦多于悲愤，这故事就是在讲一个人逃出去，活下来。而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都奔命于风雪的山道，在黑暗的掩护下落荒而逃。

同样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迹，这些年翻开报纸打开网络，相似于《夜奔》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些掩藏在报道文字中的血迹，却没有丝毫的质感。仿佛不曾疼痛，轻而易举。而我，却不时想起高三的那个上午，耳边总会想起“唰”的一声。在邵氏电影的工艺里，那是拟音师傅撕开布匹获得的音效，但对我，那是身体的伤痛、无力的宣言、卑微的抵抗。一个下午，又在网上看到同样的新闻。我合上电脑，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少年的血多少源于荷尔蒙的分泌，多少有种可以理解的天性中的冲动，而现代社会弥漫开来的暴力气氛却让我不安。《夜奔》是古人的境遇与曲折命运，被书写出来成为小说、戏剧流传后人。而发生在今天的故事，似乎也需要有人讲述。事实上，既然你在从事叙事艺术，那就有必要延续人类记忆的讲述。

窗外，夜幕将要降临北京。这座过于喧闹的城市，无法迎接幽冷的月光。我突然想远行，乘着夜幕去到山西任意一个小城。那里城池千年，一定明月高挂。我知道我是想写东西了，在办公室里找了一摞信纸，十几支用惯了的粗黑墨笔，决定到大同去。临出门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电脑上，犹豫一下没有带它。

车过八达岭之后，高速公路便在黑压压的群山之中盘旋。对古人来说，即使策快马而行，这段路途也应该算是千山万水了，而我们三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一路上思绪万千，每次旅行都能激活我的想象。灵感像是潜藏着的野性，你必须将自己放虎归山。坐在宾馆里摊开信纸，我才明白为什么这次不想带电脑来。从第四部影片《世界》开始，我已经习惯了电脑写作。但这一回，我需要拿起笔，看笔尖划过白纸，犹如刀剑划过白色的衬衣。我低头写着，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多年不用纸笔，竟然常常提笔忘字，我知道自己写了太多错别字，但也不管不顾，一路狂奔。这一天，电影取名为《天注定》。

我还会想起那个手握小刀的少年，那一天，连上帝都不在他身边。感谢他，让我收起了凶狠的目光，收起了恶。

▲《天注定》 剧照，大海（姜武）

“和谐号”铁路线上的生离死别：

“舌根上有最顽固的乡愁”

在南京买了火车票，随着人流上车，目的地：上海。

站台上安静地停着白色的动车“和谐号”，雨中，人从四面八方来，进入车厢，车厢里声音不算太大，有人看电脑，有人翻晚报，晚报上照例会有凶杀偷情、股票指数以及长久不衰的男科医院的广告。因为不算是远行，很多人更是办完事当日便回，于是站台上缺了分手离别的戏码，没有人泪眼涟涟送别爱人远行，似乎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生离。就连北方车站常备的乐曲《地久天长》都欠奉，动车静悄悄地启动，告别城市，驶向田野。

但这条铁路线上，何止生离，又有多少死别。每次从“民国首都”南京出发，在车上看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诸君，看他们江浙人的脸，便想如果人人再戴顶礼帽，或许眼前就是 1937 年的列车了。

从南京、从苏州、从上海周边的城市向上海进发。这条路让我浮想联翩，这些行走在宁沪杭的人与那些民国年间奔走在这条线上的人，他们所见的可是同一个山河大地？或许，胡兰成在南京开完会，会穿一袭长袍，在这沪宁路上计算着接近张爱玲的距离；或许，戴笠穿了便衣，手里紧握着他的皮包，在列车的晃动中，盘算着如何向杜先生开口。民国，是江浙才俊的天下。而此时此刻，“和谐号”上的江浙人又有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生意？怎样的隐衷？怎样的抱负？

不同的是，几十年后这条铁路提速了。白色的“和谐号”靠在上海站的时候，忽然想起上学时，班上有一个上海同学，大家喜欢当着他的面讲上海人的笑话。先把北京人贬损一下，说北京人把外地人都当“下级”，而上海人则把外地人都叫做“乡下人”。

▲老上海

70 年代末，我父亲的学校要组建一支乐队，要他出差去上海买乐器。那时候出门要开介绍信，换全国粮票，出远门是件惊天地的大事。上海回来后，我父亲谈论最多的是上海的饮食，他说吃不惯上海菜，说：上海菜太甜。我的上海同学叫顾峥，他到北京来一开始不能吃羊肉，说那股膻味，让他受不了。是不是这就是南北差异？

1997 年，我和他一起去上海看电影节，让我惊异的是，那时候的上海满街都是红焖羊肉的店子。顾峥也很久没有回家了，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怎么这么多羊肉？”他很自信地带我去找公共汽车站，结果发现很多车站已经迁走，一年不见，上海和他见外了。以前熟悉的公交系统，如今冷落了他，让他失落。他不肯像“外地人”一样问路，买了一份新版的地图满头大汗地自己找，我和他开玩笑：你是上海人吗？

他沉默，他已经不认识这个比孙悟空变化还快的城市了。后来他立志考学，中戏博士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很少回上海。每到梅雨季节，他就会说，“太潮了”，这是他不愿意回上海的理由，还是他思乡的借口？

这次到了上海，夜间无事，我一个人沿着马路往前走，竟然发现有好几家兰州拉面，间或在梧桐树下隐隐约约出现的卖沙琪玛的新疆人，他们一起构成了一道超现实的景观。在我的常识里，泡饭是上海人钟爱的主食，谈到面条也应该是葱油拌面与阳春面构成的绝对权威。这么多的兰州拉面，它们的食客是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来自西域的兰州面馆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街头落户，上海人胃口变了？我不得其解。

夜深人静，细雨飘落，远远地看到一家拉面馆，蓝色的灯光依然闪亮，门口的火炉青烟弥漫，让我想起张爱玲对上海的描述：人已进屋，弄堂口的火炉里还飘着一缕青烟。望着这上海滩上的兰州，我不由得迈步而入，小店倒也清静，没有一个食客。点了一碗拉面，热气腾腾，非常地道。我想，如果我是兰州人，这四堵围墙在上海滩就为我围起了一座故乡，舌根上有最顽固的乡愁，有识别我们不同基因的密码。

现在的上海，随处可见其他菜系的餐馆：粤、湘、鲁、川，还有新晋的兰州拉面……不同菜系的餐馆林立，说明有不同的人涌入到了这座城市，而这些餐馆也变成了他们的“故乡”。这座城市如今性格里多了些包容，这种变化并不需要去看档案做调查，只要看看满街的各色菜馆，就会明白。

以前，在电影界有一个故事。据说，某上海摄制组关机的时候聚餐，制片主任站起来高声说，“各位，今天我们一定要一醉方休！”然后回身对服务员说，“小姐，请上一瓶啤酒。”

今天的上海一定编不出这样的故事了，只是不知道现在如果顾峥回到上海，面对不同的菜馆，是不是会觉得上海不见了，那他又去哪里找他的故乡呢？